在资产阶级内部宪政派温和而民主社会主义力量占了上风的国家，如北欧的瑞典等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改良道路。
[21][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 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17]参见湛中乐、徐靖：通过章程的现代大学治理，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3期。
[3]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法院对考试决定不能进行内容审查，只能进行形式审查。法院既然不干涉法官判决案件时的思维过程，当然也不应当干涉行政官员作裁决时的思维过程。[14]言下之意，法院审理具体案件时，有权对高校自治规则进行审查，并且可以在裁判理由中对其合法性进行评述。在该领域，行政机关基于专业知识和经验，以及更接近具体问题，享有判断余地，法院对该领域的行政决定只能行使有限的司法审查权。
对于不涉及学术评价、专业水平问题的程序规则及其他规则，法院可予全面审查法院附带审查高校自治规则的方式有两种：其一，原告起诉高校的具体决定时一并提出对该决定所依据的高校自治规则进行审查。一种观点认为，法院有权对以法律实施细则等形式出现的行政解释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只能通过上诉制度来实现。[35] 由于我国的很多行政解释实际上是以行政法规、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等形式出现，因此很多争论与行政立法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在司法审查中的效力问题纠缠在一起。[33] 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解释。这种观点目前在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法院在判定涵摄性质时，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对法院和行政这两种组织在处理问题上不同能力的比较。王名扬先生用的概念是适用，但在此语境中的含义与涵摄相同。
因环境污染损害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之作出的处理，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 根据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法律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出补充规定，进行解释或用法律加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有原则分歧时，则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者决定。在各国法律解释实践中都存在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价值性推论与政策性推论的紧张与冲突，这是法律解释的宿命，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企图消除对立的任何一方，而是要使得双方保持一种张力与平衡。在有关部门编辑的法规汇编中，往往将上级机关给下级机关在法律解释或适用问题上所作的批复也纳人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范围，这是考虑到那些批复不仅仅对请示的个案具有价值，而且对其他同类的案件也具有指导意义。
因此，字义具有双重任务，既是法官探寻意义的出发点，同时也划定其解释活动的界限。另一种观点主张本条规定应当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对于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有关法律解释问题的批复、答复等，实践中一般都视作其他规范性文件。这一规则适用于同一机关所制定的多个法律规范之间冲突的解决。
[34]但是随着民事诉讼法（试行）特别是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司法解释与行政解释的关系问题就变得非常尖锐。一般认为，所有的解释应自文义解释开始，这是因为法律是立法者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合理意志。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法规解释的若干规定》（1997年第6条）规定法规解释内容不得与法规的原意相违背。而对于最高法院制定的抽象解释文件，则一直被看作是最高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指导的一种重要方式。
因为该批复明确适用宪法规定，导致齐玉玲案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15]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中已明确承认，在裁判案件中解释法律规范，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11月7日，根据河南省、市人大常委提出的处理要求，洛阳中院党组拟出一份书面决定，准备撤销赵广云的副庭长职务和李慧娟的审判长职务，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资格。（6）最高人民法院的内部机构，如各专业庭和研究室等经常以自己的名义或以包括电话答复和批复等在内的多种形式对下级法院的请示作出答复， [12] 尽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年的规定，这些不属于司法解释的范围，但如果不将司法解释理解为具有正式法律效力的文件，而是所有法院对法律的理解与解释，这类非正式形式的解释也应属于司法解释的范畴。中院党组正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深刻总结教训，严肃认真地处理有关责任人员。人民法院在解释和适用法律时，应当妥善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既要严格适用法律规定和维护法律规定的严肃性，确保法律适用的确定性、统一性和连续性，又要注意与时俱进，注意办案的社会效果，避免刻板僵化地理解和适用法律条文，在法律适用中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户。
（5）最高人民法院经常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行政机关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联合发布法律解释文件。从中国法律解释的实践来看，除了在香港基本法领域以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并未被经常的行使，这被有些学者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职权的虚置或半冬眠状态。
其理由是，凡是上级作出强制性的决定，在对公务员的拘束性上不应有差别。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一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是指售出价格与购入价格的差价。
在实践中，有人固守1981年司法解释决议的规定，认为行政机关对其所执行法律的解释具有法律拘束力，法院应当予以接受和遵从。严格意义上的优先顺序是指一种解释因素在所有或一些种类的案件中要优先于其他的一个、几个甚至所有的解释因素。
任何解释一开始就必须有这种先人之见，它作为随同解释就已经‘被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也就是说，是在先有、先见、先把握中先行给定了的。文义经常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意义形态，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一般的语言用法并不能提供很多信息，但是它可以划出一定的界限，意义只能在此界限中寻求。但这些解释因素在具体案件中的运用并不是任意的。行政机关对事实的调查，一般应遵循职权调查原则。
作为司法解释重要形式之一的批复，在国家行政系统内部同样存在，其所遵循的完全是科层等级系统内部的监督指挥逻辑。当事人对法院在原审判决中对法律的解释与适用不服，可以上诉至上级法院，上级法院可以以自己的判断取代下级法院的判断由于审级关系的存在，下级法院也自然会以上级法院的终审裁判作为此后审判的参照，规范自己的审判行为。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273页。法律原则上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笔者认为，在使各级法院和法官的司法解释正当化和合法化的同时，应通过判决书的改革促使法官提高法律解释的水平。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国司法体制的行政化。
因此，应当对判决书进行改革，加强说理成分，要将有无充分正确的判决理由作为衡量判决是否合格的一个主要标准。而对于其他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出现的行政解释，多数观点认为其应具有与规章相同或相似的效力。5.合宪性解释 由于宪法规范优越与其他位阶的法律规范，对于位阶较低的一般法律规范应当依宪法的规定或原则加以解释，以贯彻宪法的价值判断，维护法秩序的统一性。而且只有承认所有法院的解释，方符合法制的规律和中国的实践经验虽然我国在文本上不承认具体司法部门以及执法部门的解释，而实际上它们一直在从事法律解释的活动。
加达默尔认为，前理解或前见是历史赋予理解者或解释者建设性的积极因素，它为理解者或解释者提供了特殊的视域。在我国，上级政府的职能部门与下级政府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大多是监督和指导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因此术语的不同并未反映出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与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关系的差别。
对于有关部门为指导法律执行或者实施行政措施而作出的解释和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一般将其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依据。作这种限制性解释的理由在于，我国传统上一直将司法解释界定为具有普遍效力的解释规定，在我们扩大了司法解释法律解释的范围以后，新包括到这一概念中的部分，也就是执法机关和人员在具体适用法律过程中所作的个案解释，应当不受年决议的限制。
构成要件中的各法律概念为构成要件因素，例如前述规范中的防止污染设施、国家规定的要求和投人生产等，某一具体的生活事实案件事实一旦因具备构成要件的各因素而成构成要件事实，法律适用者即应对其赋予法规范中所规定的法律效果。解释法律的体现就是判决书中对判决理由的详尽说明。
